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图片来源：取自百度图库
前文曾说过，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势下，政府应敢花钱多花钱才能促使经济回暖。也谈到政府花钱要坚持共同富裕、体现公平、效率、扶持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等四项基本原则。此外，个人认为还要特别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效果和长远影响。
当经济面临衰退和萧条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斟酌性地运用政策来抵消经济冲击力量，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具包括：（1）降低实际税率；（2）增加政府支出水平。货币政策工具包括：（1）公开市场业务，回购政府债券；（2）降低银行准备金率；（3）降低贴现率和银行基准利率。
当前我国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是：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有松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式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此主基调下，财政方面：（1）大幅度减税降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7月20日今年以来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万亿元。（2）大幅度增加政府支出，基建计划规模达14万亿元以上。（3）增加转移性支出，为中微企业和困难群体纾困。货币方面：（1）连续多次降准降息，央行2022年4月25日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之后，我国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1%，处于历史最宽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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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经济托底，放松银根，加入政府支出和投资，是合理和必然之举。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包括国企）的投资结构，也就是说，资金应该投向哪里，哪些行业？
笔者认为，主要地应考虑以下方面：
一、为困难家庭和失业职工解困；
二、为困难企业纾困，重点扶持中小企业；
三、加大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开发研究的经费投入；
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新基建的投资；
五、传统投资方面加大水利设施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六、货币政策方面，要在保增长和防风险防通胀之间找到平衡点。
总的原则是短期解困和长期投资效果相结合，既要有利于当前的民生和防范风险，又要着眼于未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促使我国快速走上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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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GDP,高于均衡GDP意味着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预测，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值将略高于6%，而2020年将略低于6%。有人预言，未来中国经济增速还会下台阶。这加重了市场的看空情绪，“滞胀”或“类滞胀”的概念甚嚣尘上。
潜在GDP与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概念
首先，如果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在5%—6%、通货膨胀在3%—4%，且连续十多年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名列前茅，那么，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对这种“滞胀”举双手欢迎。其次，正如汇率的高估还是低估是指市场汇率相对于均衡汇率的偏离，而非上升就是高估下跌就是低估，直接将经济放缓视同经济停滞，恐怕有失严谨甚至有违常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潜在GDP则是指一个经济体充分利用其生产要素能够生产出的GDP。由于生产要素中机器、设备、土地等是否被充分利用难以测算，而劳动力被利用的状况则较为容易计算，因此，潜在GDP也被定义为充分就业条件下所实现的产出。当劳动力资源被充分利用即实现充分就业以后，也意味着其他生产要素也被充分利用；而如果经济中存在严重失业，也一定意味着其他生产要素存在大量闲置。潜在GDP的增加就是潜在经济增长。
潜在GDP与实际GDP的偏离反映了经济周期：如果实际GDP大于潜在GDP，那么经济处于高涨(正产出缺口)期，就会有通胀压力；如果实际GDP小于潜在GDP，那么经济则处于衰退(负产出缺口)期，就会有失业的压力。潜在GDP是由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决定的，增长趋势比较稳定；实际GDP则随商业周期而波动。当实际GDP较大幅度偏离潜在GDP时，就会出现经济波动。
据IMF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从上年的2.9%降至2.4%，回落0.5个百分点(中国从6.6%降至6.1%，也是降0.5个百分点)。然而，美国政府仍很满意其经济表现，美股也是屡创新高。因为尽管经济下行，但美国潜在经济增长约为2%，实际增长与之相近。特别是实际GDP自2017年第四季度起，持续高于潜在GDP；失业率自2017年第二季度起，持续低于短期自然失业率，目前尚不到4%(见图1)；核心通胀不到2%，也低于美联储的通胀调控目标。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其必然性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都在经济起飞、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实际GDP增速从10%左右下滑(见图2)。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正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种“新常态”下，由于基数效应，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未来5年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放缓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动能从制造业和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主导，而后者劳动效率较低、技术进步较慢；二是人口老龄化，以劳动力供给数量和成本优势体现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三是前期投资率较高，国内资本存量增多，也拖累了经济增长等。这也就是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本身就已开始下行。此时，实际GDP增速的下行，不一定意味着就业不足和经济衰退。
厘清这个问题很重要。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大幅升值。在此背景下，1986年日本实际GDP增长从上年的5.2%降至3.3%。1987年，日本政府采取了财政货币刺激，当年增长4.7%，次年增长6.8%；但此后又重新下行，到1991年降至3.4%。其时，正值日本的人均GDP步入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遂开始下台阶，从中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一方面，“强刺激”加剧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延缓了日美贸易的再平衡进程(故资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继续施压日元汇率升值，1995年日元兑美元一度升至80比1)；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又推高了资产价格，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楼市泡沫先后破灭，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长期经济停滞。
分析中国经济下行相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偏离状况很关键
中国没有公开的对中国潜在GDP及潜在经济增长的官方估算和预测。从学术界的研究看，结果差异较大。如：社科院蔡昉和陆旸2015年估算的2019和2020年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分别为6.0%—6.5%和5.8%—6.4%；社科院数量所李平和娄峰2015年的研究结果是，“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年均增长在6.4%—7.2%，“十四五”期间(2021年—2025年)年均增长在5.7%—6.6%；清华大学白重恩和张琼2017年的研究表明，“十三五”期间为6.36%，“十四五”期间为5.57%，“十五五”期间(2026年—2030年)为4.86%，“十六五”期间(2031年—2035年)为3.97%，到“十九五”期间(2046年—2050年)降至2.85%。
如果按照IMF的预测，2019和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分别为6.1%和5.8%，则2016年—2019年的经济年均增长为6.4%。这较“十二五”期间(2011年—2015年)的7.9%低了1.5个百分点，但仍处于前述专家预测的潜在经济增长区间。果真如此，则当前经济放缓就不是大问题。
以下事实可以为前述判断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一是IMF与中国2019年第四条款磋商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的表现与中期经济基本面相一致，既没被高估也没被低估，即汇率处于均衡水平。而均衡汇率是经济对内与对外同时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对应的水平。所谓经济对内均衡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对外均衡就是国际收支平衡。二是中国央行在《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分析中指出，当前国内总供求大体平衡，不存在持续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三是2019年前10个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193万，提前2个月完成全年就业目标；10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6.8个小时，环比和同比分别增加了0.1和0.7个小时。
由此不难理解，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中国政府为何一直强调避免大水漫灌，一再重申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只着眼于逆周期调节，以稳定总需求。这方面，中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教训殷鉴不远。当时，宏观调控从“防过热、防通胀”突然转向危机应对的“强刺激”模式，短期内极大提振了市场信心，促成了经济回升；但中长期看，则加剧了经济结构扭曲，并导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出现。如果没有2008至2010年的强刺激，以致2009到2011年实际经济增长远高于政府预期目标(见图3)，而是按照年均8.6%的速度平稳增长，在不考虑潜在经济增长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约束的情况下，现在资源错配、经济失衡的矛盾会轻很多。
鉴于债务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政府在守住风险底线(稳就业和稳金融)的同时，对于进一步经济刺激更加谨慎乃在情理之中。现在的问题是，当外界将信贷增长受控理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并纷纷增持人民币资产配置时，国内市场情绪却一直偏空。这可能是因为习惯了高增长、赚快钱的预期差所致。
当然，“术业有专攻”。笔者不敢妄议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相对潜在经济增长孰高孰低，但 “逻辑比结论重要”。如果只有经济停滞的“结论”而没有以潜在经济增长作为参照，这样的“逻辑”，恐怕失之简单，甚至是一种偏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