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4

昆明市官渡区民航路与长润街交叉东南70米处，有一片地名叫做“五里多村”，地处环城南路与二环南路之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五里多早已从农村变为主城的一部分。由于得名年代久远，现代人忘记了其名称真正的含义，导致了使用上的错误和混乱。比如紧邻五里多村，在其西北方向的三个单位，就错误使用了“五里多”这个地名。一个是“五里小学”，一个是“五里中央商务区”，一个是“吴井街道办事处五里社区居民委员会”。还有上世纪50—80年代使用过的“五里乡”“五里大队”两个名称，乃“五里社区”的前身。

昆明“五里多”是“斡鲁朵”长期使用后逐渐汉化的地名。

《辞海》解释：斡鲁朵：亦作“斡里朵”“斡耳朵”。契丹语称宫为“斡鲁朵”。《辽史·营卫志上》：“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落，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为太祖所置，契丹语称“算斡鲁朵”，汉语称弘义宫。金、元均沿用其名，并引申为行宫、官衙之意。

《百度百科》：斡鲁朵，辽宫帐名，亦作斡耳朵、斡里朵。辽太祖起，各帝及太后之执政者皆置斡鲁朵，有直属军队、民户及州县，构成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帝后死后由家族继承。金、元沿用为官署之称。“斡鲁朵”，突厥——蒙古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或宫殿。此语最早见于唐代古突厥文碑铭。辽、金、元时有斡耳朵、斡里朵、兀鲁朵、窝里陀等不同译写。

《百度百科》“斡鲁朵制”：斡鲁朵原义为帐幕。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的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和渤海人等事务······斡鲁朵制对加强皇权，对后来蒙古人的斡耳朵、怯薛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经斡儿朵》：“前王宫址古城东，疲马经行落照中。纵狗遗墟青草遍，呼鹰故垒暮烟中。菜花媚眼人何在，野刺牵衣路不通。旧日江山总新恨，亭边无语立西风。”从明朝初期云南著名诗人平显的描述，可见前朝设置的“斡儿朵”宫殿遗址，在夕阳西下背景中，此时已经荒草萋萋、野狗出没、苍鹰飞翔、菜花野刺挡道了。

康熙年间，昆明学者王思训（1647—1728）有诗《斡儿朵怀古》：“古城一片夕阳红，禾黍油油别旧宫。箫鼓冷沉孤岛月，珮环香剩野棠风。诗传铁立悲宗女，冢傍金棱吊上公。目断当年歌舞地，闲花野鸟乱春丛。”“旧宫”指元朝梁王在此所建行宫即“斡儿朵”。“铁立”是阿盖公主诗《悲愤诗》“西山铁立风潇洒”中的一个词语，“宗女”即阿盖公主。

“冢”指赛典赤衣冠冢，在今五里多民航路小学旁。赛典赤真身墓约于元朝大德元年（1279）修建于中庆府城（昆明）北郊30里的松花坝旁马家庵村。由于离城较远，民众祭祀不便，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688—1693）之间，云贵总督范承勋、云南巡抚王继文在“通京大道”（今民航路）修建了“元咸阳王赡思丁墓”。民国初年和1961年重修，即今之“赛典赤衣冠冢”。

“金棱”即“金棱河”，现名“金汁河”，在昆明市东部，赛典赤、沐英皆修复过。“上公”指赛典赤。全诗描写曾经繁华一时的“歌舞地”——梁王行宫故址斡儿朵春色中的荒废景象，缅怀当年阿盖公主与段功的爱情悲剧，以及建设云南巩固边疆的政治家赛典赤与沐英。

附：阿盖公主《悲愤诗》又名《挽段功》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五里多”是蒙古语“斡耳朵”的误转译音，原意“驻扎军队的营帐”“皇帝、王的离宫”。从原意可知，之所以在此处设置“斡儿朵”是因为今民航路是古代外地进入昆驿路及交通要冲的一段，扼守昆明东南大门，昆明重关“石虎关”也在此段驿路，附近村子因此名为“关上”，具有战略意义。

五里多（斡儿朵）驿路（今民航路）古称“通京大道”。五里多为省垣第一关津，入城要道，但凡京城要员奉旨上任、钦差大臣巡查政务、官府首长体察民情等都会从此经过，清代还专设“接官亭”以作方便。大人物莅临，全城官员要出动，一个个顶戴花翎，官袍肃整，早早地赶到路旁耐心恭候。“大脑壳”（昆明方言：官位显赫之人）一到，全体人等谦卑恭迎，前呼后拥，沿途有差役照应，驱散闲人，护送进城。

五里多虽有名气，但毕竟地处郊外，远离城区，除了农家菜田，多为荒芜之地，特别是清代末年，去往的人很少，时有土匪出没抢劫，甚至有野狗叼走小牲畜和孩童，所以明、清两位诗人描写的景色皆为旷野、荒芜之状。据说驿路两旁还有较多的墓地。

如今“五里多村”村民还流传两句顺口溜，其中一句是“重关放炮么捂耳朵。”说明三个问题，一是表明古代五里多村与重关——石虎关的关系，五里多村紧挨着石虎关，所以只要一打炮，炮声震耳欲聋，所以村民才会“捂耳朵”。二是此地是外地进入省城昆明的要冲，所以设关驻兵，而且时有战事。三是“捂耳朵”与“斡耳朵”“斡兒朵”特别是“兀兒朵”的读音十分接近，暗示某个历史时期村名从“斡鲁朵”—“斡兒朵”—到“兀兒朵”的变化过程。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地名志》：“五里多位于昆明东南城乡结合部，民航路北段两侧，海拔1893米。属金马办事处五里乡。农民144户，571人。元代此处有梁王的离宫，蒙语称‘斡尔朵’，后谐音传写为‘兀兒朵’，再讹传为‘兀倪朵’——五里多。”

笔者注：“离宫”此处指梁王在中庆路（昆明）东郊（斡尔朵—兀倪朵）驻扎军队的离宫、宫帐。共有四位元朝云南梁王。

其一为孛儿只斤甘麻剌（1262—1302），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元裕宗真金的长子、元泰定帝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之父。至元二十七年壬申（1290年11月5日）获封，出镇云南，二十九年（1292）改封晋王。死后追封为元显宗。

其二为孛儿只斤松山，甘麻剌次子，至元三十七年七月己未（1293年8月8日）获封，以皇曾孙身份出镇云南。

其三为孛儿只斤王禅，松山之子，泰定元年十一月丁丑（1324年11月21日）由云南王进封梁王。

其四为孛儿只斤把匝剌瓦尔密（？—1381），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后裔，封梁王，镇守云南。元末军事人物，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蓝玉、沐英率明军三十万征滇，把匝剌瓦尔密兵败投滇池自尽。

具体是哪一位梁王的离宫“斡尔朵”设置于此，有待考证。

因此“五里多”属于少数民族（契丹语—蒙古语）语音地名音译转译为汉语后的地名，不属于自然地理实体类地名，故“五里多”不具有汉语长度单位的含义。

昆明“数字+里”作地名的有“三公里”“八公里”“十里铺”“五里箐”等，都可用阿拉伯数字替换为“3公里”“8公里”“10里铺”“5里箐”，可以对应英文“Three kilo metres”“Eight kilometres”“Ten li PU”“Five li QING”。“三公里”在今天菊花立交桥东721米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旁。“八公里”在菊花立交桥东南6公里处，朱家村立交桥2.7公里处。“十里铺”在今天虹桥立交桥南681米处。

“三公里”：地片，位于昆明市东北郊，贵昆公路与民航东路（旧昆洛公路）北端岔口及其附近，以距市区约三公里得名。

笔者注：此处“市区”指1988年的市区，当指今昆明市老城区中心东风广场。

“八公里”：地片，位于昆明东郊，因地处从昆明沿贵昆公路往东约八公里处附近，故名。

“十里铺”：十里乡人民政府驻地，位于昆明东郊，金马办事处（金马寺）东3公里（处）······古代通京驿道由昆明重关（今东站）往东每五里置烟墩，十里设长亭，并设施水缸，供往来行人休憩解渴，此为十里得名。

“五里箐”：山，位于昆明东郊，阿拉办事处辖境东南部，清水沟下村东南面与呈贡县交界。海拔2275米，山箐长约五里得名。

以上地名都在官渡区，皆属于自然地理实体类地名，“三公里”“五里（箐）”“八公里”“十里”都是实实在在的长度单位数目3、8、5与“五里多”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五里多”不符合“数字+里”的格式。

“斡儿朵”转变为“五里多”，是清朝以后的事。王思训是昆明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清朝著名的地方文献学家和私人藏书家。王思训写《斡儿朵怀古》在康熙年间（1661-1722），假设元朝云南梁王甘麻剌于1290年设置行宫“斡儿朵”，后来行宫名演变为地片名，到王思训写作《斡儿朵怀古》时（假设时间为1708年），“斡儿朵”地名至少存在了418年之久。

“五里多”不符合“数字+里”的格式，而是“orudo斡鲁朵－ordo斡耳朵-urdo兀兒朵（五耳朵）-unido兀倪朵-wuliduo五里多”的形变、音变现象。

最直接的形变是“兀兒朵”变（误）写为“兀倪朵”，“兒”变写为“倪”，“兒”加了一个单人旁（亻）。最直接的音变是“兀倪朵”音变为“五里多”，与昆明人发音特点有关：n-l（ne-le不分），结果“倪”变读为“里”，“兀倪朵”变读为“五里多”。

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律——翻译使用外来语或者少数民族语言，都会将其翻译得“好读”“好写”“好认”亦即使之汉化，比如昆明市石林县旧名“路南”，若按当地彝族的读音，翻译作“路乃”更接近原音，意思是“黑色的石头”，但不符合好读好记的规则，最终演进汉化为“路南”。

因此“五里多”不能写作“5里多”或者翻译为“Five li Duo”，因其不含数字“5”与量词“里”，而是契丹语—蒙古语地名“斡鲁朵”形变、音变、汉化为“五里多”的结果。

现今仍在保持正确使用“五里多”这个地名的四个单位：五里多村、五里多社区、五里多农博广场、公交“五里多村”站。五里多村在民航路北段南侧民航路与长润街交叉东南70米处，五里多社区在民航路北段香樟俊园一侧，五里多农博广场在民航路北段东侧吴井路口即五里中央商务区一楼二楼，亦即拓东大城二期地下一层与地上一层。五里多村公交车站位于民航路北段昆明建材市场西面，五里多村东面。

“五里小学”“五里中央商务区”“五里社区”这三个单位不规范使用“五里多”有历史原因——

五里乡：“位于昆明东南近郊，金马办事处辖境西南城乡结合部，乡人民政府驻地菊花村，距市区0.8公里，海拔1893米，以境内五里多（村）得名。辖菊花、岔街、新草房村、五里多4村四个村民委员会，517户，1807人······1950年属东波乡，1951年属昆明市郊区，设五里乡，1958年划入市三农场，1961年划归金马公社，设五里大队，1984年大队改为乡。五里多（村）东北侧有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衣冠墓。”

不规范使用原因为1951年设置“五里乡”开始，就把“多”字省去，导致1961年设置“五里大队”，1984年再改为“五里乡”，2000年12月由原关上镇五里办事处翻牌设置“五里社区”、1999年建“五里小学”一系列顺延误用。“五里中央商务区”于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地处“五里社区”辖境，故顺延冠名“五里”。如此一来，极易造成“从市中心到菊花村有‘五里’”的理解。

五里多社区成立于2001年7月，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吴井街道办事处民航路159号，辖区总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

五里社区成立于2000年12月，地处昆明主城区东大门菊花村，与菊华立交桥和石虎关立交桥为邻，辖区内贵昆铁路、民航路纵横交错，辖区占地面积0.6平方公里。

以民航路北段为分界线，五里社区位于民航路东面，五里多社区位于民航路西面，两个社区都在今官渡区吴井街道办事处，而且紧邻，都与“五里多”村有关，一个在民航路，得到了“五里多”使用权，一个在东郊路菊花村没有得到“五里多”使用权。一个使用了，另一个必定改名，实际上是微调，避免重复，去掉一个“多”字，结果出错了。

“五里多小学”现名“民航路小学”。1958年，云南省建工厅利用原省建木材厂厂址开办子弟小学。初名为杨泗庙小学。1960年5月改名为云南省建工小学。1961年开始改名为盘龙区五里多小学。2004年区划调整后划入官渡区，改名为官渡区民航路小学。小学旁有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赛典赤·赡思丁”衣冠冢以及纪念馆。

“五里小学”在菊花村，成立于1999年。据“五里小学”校长所言，为了不跟原有“五里多小学”混淆，也为了延续所在片区“五里乡”、“五里大队”“五里办事处”“五里社区”中的“五里”名称。2004—2005年区划调整前，“五里多社区”与“五里社区”分别属于盘龙区与官渡区，调整后统归官渡区。

本村村民：“五里多村”村民两句顺口溜第一句“南城到点儿（dir，昆明方言，儿化音，音似‘叠’‘这里’‘此’的意思）五里多”，表明随着历史推移，清朝中后期开始，由于村名汉化，使得契丹—蒙古语原始含义“行宫”“宫殿”消失，有村民认为“五里多”是因为从昆明“南城”到村子的距离。“南城”指明、清昆明城南大门丽正门一带，今金马碧鸡坊附近。第二句“重关放炮么捂耳朵”，虽然“捂耳朵”与“兀兒朵”谐音了，但是不知晓得名由来，误以为因为炮声隆隆，村民受不了“捂耳朵”，所以村名叫做“兀兒朵”。

外来村民：五里社区所属菊花村，紧邻五里多村，现今居民多为外来租住户，几乎无人知晓“五里多”得名由来。甚至还有误传：抗日战争时期修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起点在西站，到这里五公里多一点，所以叫做“五里多”。属于望文生义。

讹传：明、清时期，该地名因谐音被讹传为“五耳朵”，又因此地距原大南门有五里之遥，故汉名以其近音近义而称“五里多”，附近有一村子也用其命名。

元朝梁王“梁王宫”“避暑宫”“行宫”辨析：梁王宫，今长春观，在今总制府右，万历间改为学宫，癸巳年，流贼孙可望拆去。梁王避暑宫，今罗汉山旧华亭寺。长春观是明朝道士刘渊然在昆明文庙原址创建“长春观”，开辟长春派得名。罗汉山是昆明西山的最高峰，海拔2507米。除了梁王宫在当时城中央外，行宫“斡儿朵”在东郊，避暑宫在西郊。

宫殿功能的不同，是选址差异的原因。梁王宫所在，正是中庆府城中央五华山，即元、明、清、民国至今省政府—全省行政中心所在；罗汉山为西山最高峰，景色秀丽，森林蓊郁，面临滇池，烟波浩渺。行宫斡儿朵所在，是通京大道一段，有重关—石虎关，地势宽阔平坦，可供军队操练。同为梁王宫殿，只有东郊行宫称为“斡儿朵”正是沿袭了契丹语—蒙古语行宫、离宫、宫帐（斡鲁朵—斡儿朵）的原始含义，兼驻扎军队，具有临时性，建于交通要冲之地。

“五里多”不等于“5里多”。昆明“五里多”不是“数字+里”式地名，而是“斡鲁朵”长期使用后逐渐汉化（包括字形变化与读音变化）的地名。“五里多”不能写作“5里多”或者翻译为“Five li Duo”，但是可以翻译为汉语拼音的“wuliduo”或者少数民族语音的“orido”。

现今“五里小学”“五里中央商务区”“五里社区”这三个单位都在五里多片区，起名不严谨，属于不规范使用少数民族地名音译行为，使用者没有考虑历史渊源，根本不知道“五里多”不是汉语“五里多一点儿”，又属于误用历史地名行为。将含有蒙古语“行宫、宫帐”含义的“五里多”任意改为“五里”，既失去了原意，不尊重历史，又误导今天的游客或后代。

第一，用民政部《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规范昆明历史地名的使用行为。

昆明是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需要传承，而不是随意改变。“五里多”位于昆明东南部，既属于民政部《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中“重点保护对象”“（一）千年古城（都）地名文化遗产”，又属于“（六）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遗产”。

这些历史和地理定位清楚地表明这三个单位不规范使用“五里多”地名，既有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从“五里乡”“五里大队”延至今天的“五里社区”，也有今天使用者不尊重民族语言、不尊重历史的失误。

第二，不知道“五里多”地名来历者众多，需要在此立说明碑，安置于五里多村路旁，或者五里多村公交车站附“五里多”说明，引导民众知晓。

第三，建议把“五里小学”“五里中央商务区”“五里社区”改为“五里多小学”“五里多中央商务区”“五里多北社区”，不能省去“多”字，才能让后人从名称溯源，知其真意。若认为“五里多北社区”与既有“五里多社区”重复，建议“五里社区”改为“菊花社区”或其他，既能体现地域特征，又朗朗上口。

文章作者：马克春

文章来源：《中国地名》2019年 第2期

选稿：周辰

编辑：刘言

校对：孙欣仪

审订：张纯瑜

责编：周辰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