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佛金斯姐妹
荷兰阿姆斯特丹年纪最大的性工作者，露易丝·佛金斯（左）和马丁·佛金斯（右）
如果从事一辈子性工作，要接待多少位客人？荷兰一对双胞胎给出的答案是35.5万名——这个数字甚至比冰岛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
在荷兰的红灯区，这是两位传奇般的人物。姐姐叫露易丝·佛金斯，妹妹叫马丁·佛金斯，两个人今年77岁了，从事性工作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可以说，这对双胞胎姐妹，经历了荷兰性产业从遮遮掩掩到开放的全过程，堪称一部活的荷兰性产业历史书。有时候两个人走在红灯区的街上，会遇到很多人求合影，俨然两位大明星。她们还出了两本书，讲述自己的性工作经历，第二本《老妓女的旅程》，还进入了荷兰畅销书排行榜。
可不要小看荷兰的性工作者们，另一个后面即将提到的性工作者玛丽斯卡‧马鸠(Mariska Majoor)退休后，也写了一本书，《当性成为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了解的关于性工作的一切事情》。她还创作了一个“性工作者信息中心”，宣传介绍与性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
在很多国家，性工作都是见不得光的职业，但在荷兰是个例外，这不但是一门合法的工作，政府还会给性工作者提供与其他人同样的社会服务，荷兰人对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们也都习以为常了。
一切，都只是交易而已。
往事成追忆
白天来看，红灯区与其他商业街巷没什么两样，只是橱窗里坐着各种女人。到了晚上，霓虹灯、广告招牌把整条街以及街前面的运河映照成暧昧的粉红色。穿着性感暴露的姑娘们待在路两旁的橱窗里，或坐，或立，也有人无聊地刷着手机，等待顾客光临。据媒体报道，租用这样一个橱窗，一天要100美元。
前些年，姐姐露易丝退休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妹妹马丁仍然在接客。露易丝·佛金斯和马丁·佛金斯看着橱窗里的晚辈们，她们身上的衣服只够覆盖住敏感部位。马丁不会这样，她穿得严严实实的。
两位红灯区的老前辈有时会回忆起往事，那时候的性工作者们穿着远比现在保守，“在60年前，姑娘们要尽可能展示自己的脚踝，这样会有更多顾客敲你的窗户”。当然，两个人也明白，现在那一套已经不管用了，男人们见多识广，“在闺房里窝着喝可乐的女孩反而更受欢迎”。
2012年11月15日，马丁坐在自己的橱窗里。
两个人是20多岁开始成为性工作者的。姐姐露易丝较早开始。据她回忆，自己早早结婚后，婚姻并不幸福，家里又穷，她决定从事性工作来赚钱。她的妹妹马丁也到红灯区上班，开始只是做一些清理工作，但赚钱太少了，看到姐姐赚钱很容易，于是也随之“下海”。
当时在荷兰，性交易也是不合法的。她们藏在香烟店、男性理发店等隐秘之地，只有熟悉门路的老客户或者在皮条客指引下才能找到。
“自15世纪以来，荷兰的妓女们就在向水手和其他寻找刺激的的客人出售自己的身体。”马丁说，“有些父亲带着孩子来经历自己的‘第一次’，有些是一些变态者，从事这个行业，你会遇到各种人。”
自中世纪开始，作为欧洲的重要港口，阿姆斯特丹成了欧洲人口流动最大的城市之一。每天都有船只进港，那些长期在海上冒险的船员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求肉体上的安慰。在这个背景下，荷兰的性交易开始规模化，红灯区雏形初现。
但在这段时期，宗教在荷兰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尤其是新教徒的持续反对，性交易因此受到限制。同时，梅毒也随着水手们的流动而在欧洲传播，世俗政权开始对性工作采取强硬态度。
当时欧洲梅毒泛滥的程度严重到各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一战前，莱茵河流域的各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专门召开了布鲁塞尔梅毒与水手疾病预防国际会议，以期协作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后来随着一战爆发，这个议题被搁置了。
一战后，荷兰性产业迎来了一次巨大打击。1911年，荷兰制定了道德法，全面禁止开设妓院并将中介行为入刑。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当时荷兰的宗教氛围影响。
据美国皮尤机构的统计，1900年荷兰的基督徒（新教和天主教）总数占人口90%以上。作为20世纪荷兰的第一位当选首相，亚伯拉罕·奎佩尔甚至是一位虔诚的神学家。而在荷兰议会里，也由天主教人民党、新教的反革命党、新教的基督教历史联盟长期占有多数席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出台道德法就很容易理解了。据荷兰知名的性产业政策研究学者乔伊斯‧奥斯虹的一篇论文，不止性交易，这部法律也将堕胎、使用避孕药和同性恋定为犯罪。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待遇要好一些，她们被视为堕落的、需要拯救的对象。
数据被夸大了吗？
2011年，有人给她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认识佛金斯姐妹》。当时，马丁已经69岁了，脸上皱纹遍布，身材也胖了很多。每天，她坐着公交车从住处赶到红灯区。到达工作地点前，她会先去一家店里买卫生纸等一些必需品。接着，走到自己那间小屋子，坐在橱窗口。有人经过，如果扭头看坐在橱窗里的马丁，她还会伸出食指，向自己方向拨动，做出“过来”的手势。
总是会有客人上门，这时候，她会拉上橱窗的窗帘，这意味着，此处正在工作中。是的，红灯区里，并不只有年轻人的故事，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年男人，同样有性的需求，而有需求，就会有供给。很简单的商业道理。
荷兰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国土面积只有4.18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中国河南省面积的四分之一。在世界地图上找它，得拿着放大镜才行。面积虽小，这个国家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贸易理念。据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政治学系主任李筠介绍，荷兰最早建国，是七个省联合起义，摆脱了西班牙统治，成立了联省共和国。而这几个省的统治者，都是生意人，也像管理生意一样管理这个国家。
比如早期，荷兰兴起了很多新兴城市，封建领主为了从中获益，就开始出售城市自治特许状。城市居民通过购买的方式，交给领主金币，之后城市里的事情就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所以，在荷兰，没有什么是不能用生意解决的。荷兰人常说一句话，“荷兰之所以还是荷兰，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照顾好了自己的生意”。
2008年12月7日，荷兰阿姆斯特丹，人们骑车从红灯区的橱窗前经过。
在这种贸易精神影响下，荷兰人对性交易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只要有需求，荷兰人就不会放弃商业行为，而性，是人类社会最根本且永无止境的需求。虽然荷兰制定了道德法，对性交易进行了诸多限制和打压，但性产业并未就此消失，只是变得更隐秘了。而且，连执法机构都没有认真对待，在实践中，只有色情服务机构涉嫌犯罪或扰乱公共秩序时，执法部门才予以干涉。
二战之后，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股世俗化的浪潮，宗教影响力逐渐衰退。这股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19世纪末，全球三分之二的基督徒在欧洲，而今天欧洲的基督徒只占全球三分之一不到，预计到2050年，欧洲将是全球唯一一个基督徒比例持续下跌的地区。
在众多国家中，荷兰的世俗化尤为明显。同样是根据美国皮尤机构的测算，到2020年，荷兰的基督徒预计将只剩下不足11%。据《“两极化”的荷兰 ——欧洲信仰衰落反思之旅》一文报道，一位专门从事亚伯拉罕·奎佩尔研究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斯认为，荷兰这位神学家前首相的宗教理念，早已经被荷兰人遗忘。在90年代，荷兰政府长期由倾向宽容和自由的社会党人主导，并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策，那时候的荷兰政府里，基督徒的形象已经很弱，所以没有遇到太强大的阻力。
这期间，不断有组织和政治人物，希望能废除道德法里对红灯区的限制，媒体上也经常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反对性交易合法化的组织和个人主要集中在国际人口贩卖和黑帮洗钱等几个犯罪问题上，她们认为这些犯罪与红灯区的存在息息相关。比如，1999年，荷兰的反对党自行研究的调查报告指出，荷兰境内约有五万到十万的性工作者，其中半数为非欧盟国籍者，这当中又有半数是来自中东欧、菲律宾的女性性工作者，她们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不过，支持性交易非罪化的人则认为，一味打击和关停，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让红灯区脱离政府监控，更加危险，而且，反对者的数据，显然夸大了红灯区里存在的犯罪现实。
女权主义的崛起，也强化了人们废除道德法限制的要求。当时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全世界性工作者大会，会议要求政府将“被迫”卖淫和“自愿”卖淫区分开来，并赋予后者合法的经营地位。
经过数十年的辩论和争议，1999年，荷兰终于废止了这一法律。而根据2000年生效的新法律，荷兰将管理红灯区的权力下放，让各地区可以自主规划经营性产业的专区，同时不再认定妓院和中介为非法。
有学者指出，荷兰之所以最终选择性交易合法化，并非出于女权运动或者其他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荷兰知名的性产业政策研究学者乔伊斯‧奥斯虹就曾指出，荷兰政府基于务实态度，承认无法杜绝性交易，承认这是人类的必要需求。对于自愿从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法律应提供保障和协助。在考量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与增加地方税收的实际利益下，性产业必须被集中管理，并在政府的监督下合法存在。
而且，把性交易归于非法，反而助长了地下性交易以及其他犯罪行为。政府决定将性交易合法化，同时也要求妓院和中介机构必须在政府处登记，获得牌照，登记员工数量和名字，并且按照政府规定行事，比如，定期给性工作者进行健康检查，妓院必须经过安全检查，性工作者的工作区，也必须符合卫生标准，性工作者和公司必须按照规定纳税等。权利和义务对等，政府还把性工作者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使她们可以与其他公民一样正常享受相关社会福利。
纪念碑
马丁和露易丝知道性交易合法化的消息后，并不是太开心。后来，她们在《认识佛金斯姐妹》那部纪录片里说，“赚的那点收入都交税了，所以很多妓女选择通过互联网联系客户，在家里完成交易，这样才可能避开税收检查人员的眼线。”
不过，这一度确实也促进了荷兰红灯区的发展。关于荷兰性工作者的数量一直存在不同说法。有数据说，鼎盛时期，单是在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红灯区得瓦伦，就有三万名性工作者。荷兰政府2012年的统计是25000名，不过也有媒体报道称，这个数字是八九千。一位在红灯区里经营书店的店主接受BBC采访时说，“阿姆斯特丹（政府）说，所有东西都受到管理，但我们连有多少女性在这儿工作也不知道”。
2014年4月25日，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顾客隔着橱窗玻璃与性工作者交谈。
是的，红灯区里不止有性交易，还有书店。除此之外，还分布着各种与之相关的产业，包括性演出场所、性用品店、大麻商店等。如果想了解红灯区的历史，还可以去阿姆斯特丹红灯区里的博物馆逛一逛。
现在，这里也成为了人们去荷兰旅游的一个景点，很多抵达荷兰的游客，从火车、大巴上下来，就一头扎进红灯区里去。于是，一些小偷自然也跟着来了。
中国性学家潘绥铭曾到这里考察，据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有一次，他和学生走过一个橱窗，突然听到橱窗里的姑娘激烈拍打窗户，并且怒喊：“You are bad！（你个坏蛋）”他们当时吓了一跳，以为是身边有人偷拍性工作者——在红灯区里，是不允许对着橱窗女郎拍照的——结果不是。他们发现，学生的背包被拉开，钱包丢失了。那位性工作者是在提醒他们小心窃贼，“真是既善良又正直还勇敢”。
对荷兰来说，虽然性交易已经合法化，但红灯区依然是个复杂的存在。它有潘绥铭等人遇到的温情一刻，也有一些性工作者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玛丽斯卡‧马鸠(Mariska Majoor)16岁时想养一只宠物狗，但是没钱，因而开始下海从事性工作，直到1994年退休。
犯罪行为也一直存在。小偷还只是零散的小事件，种种报告都显示，黑社会、洗钱、人口贩卖等行为，并未随着性交易合法化而消失。
本组专题的另一篇文章，将会讲述红灯区里的另一面——政府对待红灯区的态度，也再次发生摇摆。那些反对者因此称红灯区为“黑暗丛林”。
不过，这针对的并非性交易这一行为，而是衍生的贩卖人口、奴役性工作者等犯罪行为。无论政策怎样摇摆，荷兰人对性、对性交易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那些合法的、自愿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少数男性，依然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
玛丽斯卡‧马鸠结束自己的性工作生涯后，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个性工作信息中心，为性工作者以及对红灯区感兴趣的人提供信息服务，还会组织相关主题的讲座。2007年，玛丽斯卡还请一位雕塑家制作了一尊雕像——一位女士坐在自己家门槛上，一位少女弯着腰跪在她的脚下，头枕在那位女士的膝盖上。
这座雕塑后来被政府允许，放在了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里。玛丽斯卡说，自己希望这尊雕塑能够成为性工作者的一座纪念碑。
马丁和露易丝仍然活跃在与红灯区有关的话题里，拍摄她们职业生涯的那部纪录片，后来在纽约电影节亮相了，这两位红灯区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为更多人所知。对于自己的人生，她们总结道：“你选择了这个工作，你就变成了妓女。你永远都甩不掉这个帽子，人们总会用这个头衔称呼你。所以安心地做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