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

韩少功、莫言

寻根文学指的是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形式。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

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寻根文学的根指什么

自1978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文化开禁的步伐逐步加快，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各种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进入8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作家作品的大量传入，遭受了长期文化封锁和固定思维模式的人们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些外来文化，并将它们转化为自己笔下的创作，力求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文学潮流的更替犹如一场你争我夺的接力赛，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过，各种竞相出现的文学思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和模仿的过程，在激情与热情的外衣下，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强烈的探索、求新、求异的欲望。

在80年代竞相涌现的思想文化潮流中，寻根文学作为其中重要的一脉，构成了8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代表作之一的《爸爸爸》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同样占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韩少功的《爸爸爸》在寻根文学大潮中，常常被人们解读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揭露与批判，主人公丙崽更是被扣上一顶“国民劣根性的集合体”的帽子，在笔者看来，韩少功的这部寻根之作并非只是指向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回溯过去，追寻一种逝去的情感与精神。

被误读的寻根之作

寻根文学寻求的“根”究竟指什么？

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郑万隆在《我的根》中写道，“如若把小说在内涵构成上一般分为三层的话，一层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再一层是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更深的一层则是文化背景，或曰文化结构。所以，我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

这样看来，寻根似乎是着眼于对民族文化的探寻，但大多作品所描写的环境却指向了被现代工业文明所遗落的乡野民间，关注的是那些“边缘的、异端的和非规范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的策略”。

韩少功的《爸爸爸》便故意淡化和隐去了故事发生的具体的时空背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手法讲述了一个隐匿于山林之中，白云之上的原始村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

鸡头寨并不与世隔绝，外面的人能够进来，里面的人也能出去，但它却极为保守封闭，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屏障将它与外界分隔开来，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它始终固守着自己的一套生存系统，“说就说了，山里却一切依旧，吃饭还是靠自己种粮”。地理环境的闭塞自然而然就造成了生活于其中的村民思想的愚昧与落后，而思想上的封闭恰恰是那无形的屏障，反过来又加深了环境的闭塞。

贯穿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丙崽长相丑陋，思维混乱，“长来长去只有背篓高，永远穿着开裆的红花裤”，一生只会说“爸爸，X妈妈”两句话，是个永远长不大也死不了的小怪物。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谈及《爸爸爸》时，认为丙崽是“作为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象征物来创造的”。同样，在众多批评家的眼中，丙崽形象的意义都是体现了作者对国民劣根性，以及民族文化弊端的揭发与批判，有的学者还将丙崽与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的集合体——阿Q，并列起来予以考察，认为丙崽就是当代的阿Q。

但在笔者看来，韩少功对鸡头寨各种愚昧落后的风俗和麻木保守的村民的态度，除了批判之外，还有其它隐藏着的情感，丙崽的形象也并非只是众人口中的民族文化的弊端及国民劣根性的象征物。

荒诞之下的精神追寻

鸡头寨的村民长期生活在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原始封闭的环境中，他们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显而易见的，如为了寨子粮食的丰收要杀人祭谷神；战斗前用砍牛头的形式来预知战斗的胜败；打完仗后分吃敌人的尸首来鼓足士气；战败后将丙崽仅有的两句话当成泄露天机的阴阳二卦，尊称丙崽为“丙大爷”，“丙仙”等。

特别是两寨交战，鸡头寨以惨败告终时，寨民不得不以过山的形式寻求自身的归宿，为了不给青壮男女徒增负担，老弱病残皆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

这些习俗，甚至不能称之为习俗，只是一些不知何时确立下来的约定俗成的行事准则，无疑暴露着鸡头寨的愚昧与落后，乃至血腥残忍。

用现代的眼光去烛照这种文化特质，自然会认为作者的态度是批判和讽刺的，但鸡头寨并不属于现代社会，它处在文化潮流之外，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它始终生活在自己的原始氛围中，固守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与生存系统。

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是静止的，流动的只是寨民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不论是杀人祭谷神，还是打冤家吃尸首，寨民的集体无意识鲜明体现出他们强烈的生存欲望。他们要生存，但由于地理和心理上的封闭，他们没有按照现代的生存方式来改造自己，而是紧紧拥护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生存法则，来谋求自己和鸡头寨的永世长存。

小说自始至终讲述的其实是鸡头寨及其寨民艰难的求生之路。

陈剑晖认为，《爸爸爸》中“既有落后、愚昧、顽固、丑恶的民族意识的积淀，又深藏着某种生命存在的形式和人类生命的延续关系，以及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艰难历史进程。”

鸡头寨的变迁最初的缘由是祭谷神，由祭谷神的失败牵引出与鸡尾寨的嫌隙，引发两寨交战，最终以鸡头寨被迫过山告终。

战争的惨败带给寨民最大的震撼与绝望不是尊严扫地，而是灭种的危险，他们已深刻体会到自己连同鸡头寨已经不适合这里，他们只能去别的地方寻求生存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重点表现的并非是寨民的冥顽不化，而是在面对巨大的绝望时，愚昧保守的风俗习性透露出的温情与悲壮。

“寨里已多日断粮，几头牛和青壮男女，要留下来做阳春，繁衍子孙，传接香火，老弱病残就不用留了吧，就不要增加负担了吧？”

为了鸡头寨渺茫的前途，老人们都心照不宣地坦然接受了死亡。元贵老倌死前请求再去铡把牛草，一位老人请求给瞎眼奶崽换身新衣裳，带着对寨子最后的留恋，他们将药汤一饮而尽，面对着东方等待死亡的来临。

“因为祖先是从那边来的，他们此刻要回到那边去了。”“一些外嫁的姑娘在这个时候也抛夫弃子，回到娘家，决意跟随兄弟姊妹，今后要死要活都捆在一起。”

离开时，他们各自抓一把故土用一块布包上，揣入自己的襟怀，然后卖力唱着祖先由来的故事，一步一步走出曾经的故土。这个场景何等悲壮恢宏！

纵然小小的鸡头寨来路不明，风俗习性保守愚昧，但寨民对它却怀有深厚的情感与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这种情感融进他们的血液之中，无论他们是生是死，是留在这里还是离开这里，它都不会有所改变。

韩少功的“寻根”观

若按照韩少功倡导的寻根文学的观念来看，《爸爸爸》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作家要寻找的民族文化之根，难道就是愚昧保守的鸡头寨？那些落后甚至残忍的风俗习性对于今天而言又能有什么样的建设性价值呢？

在笔者看来，寻根文学寻求的“根”并非是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古倾向，而是回溯过去，追寻一种逝去的传统的精神和情感。

韩少功敏锐地意识到，80年代的中国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的文化封锁和固定思维模式，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真空，曾经被奉为圭臬的思想被推翻，人们茫然无措，没有一种新的思想来填补人们空缺的精神。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作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

小说中，鸡头寨的寨民由于对传统的盲目服从而导致全寨遭遇了生死劫难，这场惨烈的战役迫使寨民离开故土，他们没有任何怨言，坦然接受降临的一切，就像老人们坦然接受死亡一样。

在过山之际，他们揣上一把故土，卖力地唱“简”，排成一列长队，浩浩荡荡地向远方走去。这个恢宏而悲壮的场景让人不禁想到《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历尽千辛万苦却只拖回一副鱼骨架，但他仍然是一个英雄。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鸡头寨及其寨民其实就像风烛残年的桑提亚哥，他们确实失败了，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胜利者——灵魂的胜利。

《韩少功小说选集》的英译者玛莎琼认为，《爸爸爸》写出了人类灵魂的胜利，“人们的确失败了，但他们却以尊严和坚毅接受它。如果失败中没有恢宏，那么也就没有令人痛惜的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讲，《爸爸爸》中透露出的民族本身的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志，才是我们要寻求的精神之根。